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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PPP项目金额为民企3倍 PPP“潜规则”之痛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马维辉

201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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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领域,结果却让国有企业唱了主角,这可能是此轮PPP热潮中谁也没有想到的。

7月10日,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国城市水资源领域新常态”主题论坛上,北京pg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pg电子”)总经理方灏表示,中国现在很多的PPP项目都是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之间签订的,在国际上一般不认可这种合同为PPP。他建议政府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正确看待国企和民企的问题。

而地方政府之所以偏爱国企,与PPP项目的复杂性有关。PPP项目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对企业的融资能力等要求较高,如果民企规模偏小、融资能力不够,往往就会被挡在门外。

民企吐槽PPP歧视

pg电子副总经理杨中春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在PPP项目招投标中,有些地方政府领导曾明确表示,要招的PPP合作伙伴首先必须是国企或央企。

“有些项目一看招标条件和规则,就是为某些企业量身定做的,特别是一些国企。”杨中春表示,“例如,有的PPP项目只有4亿-5亿元,却要求社会资本要有100亿元净资产,实际上就是给社会资本设定了一个‘玻璃门’。”

根据民生研究院院长管清友的统计,截至2016年3月末,全国PPP中心项目库中已签约项目369个,其中国企签约的PPP项目金额总计达到3819.48亿,是民企项目金额的近3倍。具体来看,民企投资的PPP项目大多集中在3亿元以下,多在养老、生态环保、文化等投资规模小,且易产生现金流的领域;而国企则多为3亿元以上的大项目,集中在交通运输、市政工程等领域。

6月7日,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在国新办介绍民间投资专项督查情况时也表示,有许多企业家反映,各地优质的PPP项目基本都被国企垄断了,民企要取得好项目比较困难。

受此影响,去年8月,pg电子引入国家开发银行旗下子公司国开创新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54.34亿元占有了pg电子10.48%的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他们将这一举动称之为“戴红领巾”。

“PPP相当于一场长久的婚姻,完美婚姻应是高大上与白富美的结合,政府作为第一个‘P’就是高大上,社会资本作为第二个‘P’则是白富美。”方灏表示,“白富美就是公开透明、资本充裕、技术过硬,pg电子希望通过技术创新和合作模式创新,努力把自己修炼成白富美。”

背离政策初衷

民企之所以有如此抱怨,是因为已经等待了太长时间,好不容易盼来一桌盛宴,却发现没有自己的份。

2002年12月,建设部出台《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拉开了中国公用事业改革的大幕,社会资本迎来第一波PPP盛宴。但从2008年的“四万亿”开始,地方政府纷纷设立自己的融资平台,PPP模式转而进入低潮期。直到2014年10月,国务院下发“43号文”,力推PPP模式,社会资本才重新看到曙光。

财政部PPP中心副主任焦小平曾经表示,要想引领经济走出新常态,根本出路就是释放社会活力,转换发展动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PPP就是一种政府与市场互动协调发展的连接器,创新发展的转换器、推进器和加力器。

PPP模式,意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提供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其出发点是鼓励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领域。正因为如此,在PPP大潮中国企唱主角,使得PPP背离了政策推行的初衷。

穆迪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诸蜀宁表示,国企大量参与PPP,意味着基建相关债务只是从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简单地转移到国企资产负债表之上,而公共部门的总体杠杆并未得到有效削减,这将阻碍公共基建负债及资产向私营部门转移这一政策初衷。

暴露管理水平较低

地方政府为何偏爱国企?首先是由PPP模式的复杂性决定的。一个PPP项目,需要经过项目识别(项目发起、项目筛选、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项目准备(财务模型构建、风险分配方案优化、项目交易结构、回报机制设计、项目实施方案撰写)、项目采购阶段(市场测试、设置资格预审条件、核心边界条件)等多个流程。好不容易确定了社会资本方,由于PPP项目周期长达20-30年,变数较多,能否圆满落地,还要看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磨合程度。

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在选择PPP合作伙伴时大都比较谨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经表示,过去30多年,各地推行的PPP很多都被“异化了”,必须搞清PPP的本质意义和操作原则,否则好事也会变坏事。

此外,地方政府的考虑之一还有避嫌。湖北省老河口市常务副市长伍军坦言,PPP项目的定价高低有利益输送嫌疑,项目一旦失败还会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这些问题一旦涉及民企就很难说清楚。

据了解,PPP项目确实存在一定的权力寻租空间,由于是私人投资,项目的监管比政府融资平台下的政府项目宽松很多,决策权也主要由社会资本主导。

不过,一位不愿具名的民企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地方政府“偏爱”国企,也反映了其管理水平较低。这一做法只是规避了官员个人的风险,却给项目带来了风险,有可能造成国家损失。最终,所有风险都将体现在项目的最终价格上,由大众买单。

除了以上原因,客观上讲,PPP项目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对企业的融资能力等要求较高,如果民企规模偏小、融资能力不够,往往就会被挡在门外。

不过,在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赵笠钧看来,有些地方政府把PPP模式视为传统融资平台的替代,过分强调其融资功能,忽略了专业、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一来,融资能力强、成本低的国企自然有更多的机会,而那些专业能力强的民企则分不到一杯羹。

焦小平表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中,政策全面落实需要一个过程。民营资本在5年之后有望在公共服务领域全面崛起,因为他们具有市场和效率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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